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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拥抱到决裂——毛泽东与张国焘(之二)
编辑日期:2014-12-1  来源:人民网  作者:陆党宣 [ 关 闭 ]

张国焘的"离间术"

1935年6月29日,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,增补徐向前、陈昌浩为中革军委成员。

毛泽东此举,主要是为了解决红一、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统一指挥问题,毕竟红四方面军拥有8万人马,需要通过张国焘、陈昌浩、徐向前三巨头,特别是张国焘去指挥。

从1931年4月张国焘以中央代表身份派赴红四方面军,领导这支军队长达5年,已经通过残酷的党内斗争和内部"肃反",形成了家长制统治。李先念说:"张国焘是中央派来的,都迷信张国焘。有人说四方面军不尊重中央,确实有些冤枉。那时一听说是中央来的,比圣旨还尊重。"

对于毛泽东的善意,张国焘并不买账。在他看来,自己拥有4倍于中央红军的兵力,却只给了一个军委副主席,未免太看轻他了;而给他这个职务,也是出自急于控制红四方面军的意图,也就是毛泽东想亲自指挥红四方面军迅速北上。于是,他把目光投向红一、红三军团领导人。

红一方面军当时辖第一、第三、第五、第九4个军团,其中红一、红三军团为主力军团,被称为车之两轮、鸟之双翼。张国焘听说长征途中,红一军团林彪对毛泽东指挥打仗有意见,直接写信要求毛泽东随军主持大计,由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担任前线指挥,为此,两人在会理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遭到批评。

张国焘判断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并不稳固,试图以会理会议作为分化毛泽东与彭、林的楔子。

他先派秘书黄超试探彭德怀。

当时,红三军团驻扎在亦念,黄超代表红四方面军前来慰问彭德怀。

"此地给养困难,这是几斤牛肉干、大米,还有三百块银洋,希望能对你们有所帮助。"黄超说得很诚恳。彭德怀表示感谢。

晚上,两人摆龙门阵。黄超突然问起会理会议的情况。

彭德怀顿时产生疑问:他们怎么知道会理会议?是不是中央同他们谈的呢?如果是中央谈的,又问我干什么?

彭德怀轻描淡写地说:"仗没打好,有点右倾思想,这也没有什么。"

"你是红军有名的战将,张主席很看重你。"黄超又说。

彭德怀说:"我也早闻国焘同志大名,没有见过面。"

话匣子打开之后,黄超谈论起当前的战略方针,说中央已决定北上,在此之前巩固川康地区也很重要,这是出发基地和退路。

"你年纪轻轻,懂的还不少。"彭德怀惊奇地说,"你说的这套就是诸葛孔明的定蜀方略,他称为‘欲北伐必先南征'。"

这次谈话引起彭德怀的警惕。他后来说:"把上面这些综合起来,知来意非善,黄是来当说客的。不同意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,挑拨一方面军内部关系,阴谋破坏党内团结。……送了一点点吃的这倒不稀奇,送二三百元银洋引起我很高警惕:完全是旧军阀卑鄙的手法。"

接着,张国焘亲自出马,设宴招待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和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。宾主畅谈往事,展望未来,气氛十分酣畅。

临到散席的时候,张国焘说:"一方面军长征以来,减员严重,我准备分别拨给一、三军团一个团的兵力。"在他看来,这是一份厚礼。

回去的路上,聂荣臻若有所思,问彭德怀:"张国焘今天为什么请我们两人吃饭?"

彭德怀会意地笑了笑,反过来问:"人家拨兵给你,你要不要?"

"傻子才不要。"两人相视而笑。

彭德怀内心敞亮。他对杨尚昆说:"我行伍出身,对旧军阀的那一套我还不清楚吗?张国焘算什么东西,把我看成军阀了!"

张国焘拉拢彭德怀没有任何进展,但在笼络林彪上取得了进展。林彪的摇摆,他的老搭档聂荣臻看出来了,他有一段记述:

有一天,我和林彪在右路军总指挥部开过会,留下来吃晚饭,吃了许多胡豆。右路军的政治委员是陈昌浩,他是代表张国焘的。

吃完了晚饭还没有天黑,陈昌浩说:"林彪同志你可以先走了,荣臻同志你留下来,我们还要谈一谈。"留下后,陈昌浩问我:"你对遵义会议态度怎样?你对会理会议态度怎样?"我说,遵义会议我已有了态度,会理会议我也早有了态度,这两个会议我都赞成,我都拥护。看来,他们认为,林彪已不成问题了,要做我的工作,要动员我出来反对毛泽东同志。

回到一军团指挥部,聂荣臻好心地提醒林彪:"你要注意,张国焘要把我们‘吃掉'。"

"不见得吧?"虽然聂荣臻是林彪就读黄埔军校时的政治教官,年龄大7岁,他也是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。

"不见得?"聂荣臻说,"听陈昌浩说,张国焘有一个方案,要把我调到三十一军当政委,把你调到另一个军当军长。把我们调离原来的作战单位,这意图不是很明显吗?"

"你这是宗派主义!"一向对政治冷淡的林彪扣出了一顶大帽子。

"这怎么是宗派主义呢?"聂荣臻仍然好言相劝,"张国焘与中央的思想不一样,从会师以来到现在一直是这样。我们应该想一想,保持警惕,这是个路线问题。"

"既然是路线问题,那么你的意思是说张国焘的路线错了?"林彪一反常态,执意将政委顶到死角。在当时,得罪炙手可热的张国焘是一种风险。

聂荣臻并不害怕,坦然回答道:"我看张国焘的路线是错的。"

林彪提高调门,嚷道:"你说他的路线不对,那他们怎么还有那么多人?我们才几个人哪?"

这下把聂荣臻惹火了,他"霍"地站起来一拍桌子大声说:"人多就对,那蒋介石的人更多,难道能说蒋介石正确吗?"

毛泽东听到彭德怀和聂荣臻的汇报后,采取了两项措施:一是将中央机关安排在红三军团行军序列中,赋予彭德怀保护中央机关的责任;二是将红一军团推到开路先锋的位置,尽量避免林彪与张国焘、陈昌浩等人接触,这既是对林彪的一种保护,也是对张国焘的一种防范。

"三管齐下"的威逼

6月30日,张国焘离开两河口归返红四方面军总部——茂县。他路经下东门时,见了徐向前。

"会开得怎样?"徐向前关切地问。

张国焘不愿意多谈,只是说:"中央红军一路上很辛苦,减员很大,和我们刚到通南巴的情形差不多。"

徐向前不好多问,他一直被张国焘控制使用,处境非常尴尬。他用"用而不信""孤掌难鸣"形容自己在四方面军的地位:

自从在鄂豫皖与张国焘、陈昌浩共事以来,我的心情一直不舒畅。张国焘对我用而不信,陈昌浩拥有"政治委员决定一切"的权力,锋芒毕露,喜欢自作主张,许多重大问题,如内部肃反问题、军队干部升迁任免问题,等等,他们说了算,极少征求我的意见。特别是在川陕根据地,取消了原来的中央分局,由张国焘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实行家长制统治,搞得很不正常。我处在孤掌难鸣的地位,委曲求全,凭党性坚持工作。

张国焘不是一个受得了委屈、耐得住性子、忍得住寂寞的人。他认为在两河口遭到了压制、孤立和围攻,这样的待遇与他在党内的资历、与他取得的成功、与他拥有的实力极不相称,他必须有高烈度反应。

很快,毛泽东和党中央从三个方面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:

一是中央派往红四方面军的干部遭到抵制。

毛泽东曾与张国焘商量,鉴于红一方面军干部多、战士少和红四方面军干部少、文化低,红四方面军抽调部分部队补充一方面军,中央从中直机关和红一方面军中抽调部分文化程度、领导水平较高的干部到红四方面军任职。

根据这一认识,中央抽调刘伯承、叶剑英、李维汉、李卓然、陈赓等军、师级干部到红四方面军任职,但是他们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抵制和限制,特别是李维汉和陈赓。

李维汉,党内公认统战工作的能手,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共中央统战工作部部长长达16年。中央先是任命他担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,接着任命他担任红四方面军纵队政治部主任,均被张国焘直接挡回。

陈赓,由于原来在鄂豫皖苏区工作过,中央希望发挥他熟悉红四方面军的优点,将红一方面军干部团与红四方面军的红军学校合并,成立新的红军学校,派他去担任领导职务。

刚到杂谷脑,张国焘找上门来,问:"你在一、四方面军都干过,觉得哪个部队好些?"

陈赓正面回答:"依我看,两家各有优、缺点。一方面军打仗勇敢,群众纪律好,政治工作不错;四方面军打仗好,干部、战士的战斗作风也好,只是政治工作、群众纪律比较差。"

"你有什么资格谈政治工作?"张国焘猛不丁地一拍桌子,"你离开鄂豫皖到上海,就干了两件事,一是告我和中央分局的刁状,二是被捕入狱,然后被蒋介石释放。你给我交待清楚,蒋介石杀害了我党那么多同志,为什么单单释放你?我看你是国民党派来的侦探!"

陈赓曾经在1925年东征战役中救过蒋介石一条命,所以,在他被捕入狱后,蒋介石在多次劝说无效的情况下,公开释放他,以表示自己有恩必报,同时想以此影响中共的黄埔学生。陈赓出狱后,曾向组织汇报过此事,组织上进行了查实,证明陈赓没有问题。他后来在《我的自传》中写道:"在狱中凡四月,当局用尽威吓利诱(手段),我丝毫未为所动。因以黄埔关系,红军势大,当局幻想以我影响红军中之黄埔生,被释放。"

张国焘余怒未消,下令川陕省委对陈赓进行审查和处理。周恩来担心陈赓有危险,派人送信给他,令他立即回红一方面军。

二是红一、红四方面军相互尊重的气氛被恶意扭曲。

会师之前,毛泽东一再强调两军会合要搞好团结。为此,他甚至细到称呼上。杨尚昆与张国焘1928年在莫斯科相识,1931年回国在全国总工会工作期间是上下级关系,在上海白区住在一起,对外以表兄弟相称进行掩护,两人关系很随便。毛泽东叮嘱杨尚昆:"不要总是国焘长国焘短的,要尊敬他,称他张主席。"

天下红军是一家,两个方面军中指战员在相互理解、尊重、支持和帮助方面做得都不错,但是也有一些添乱子的人。博古、凯丰等人对红四方面军有些作风看不惯,批评存在"军阀主义""土匪作风",这一点被张国焘利用。他召开干部会议,以弥合两军缝隙为借口,一面要求部下尊敬中央和中央红军,一面又公开披露博古等人对红四方面军的"指责"和"苛求",不断散布中央"政治路线有问题","中央红军的损失应由中央负责","军事指挥不统一",还说红一方面军的干部"戴眼镜""提饭盒""坐轿子",瞧不起红四方面军这些"老土"。这些言论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传遍军中,激起红四方面军的义愤。在何畏、李特等人的煽动下,红四方面军也反唇相讥,使两军关系蒙上了一层越来越重的阴影。

三是公然伸手要权。

早在离开两河口的第二天,张国焘在给中央的电报中,提出"我军宜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"。

7月初,中共中央慰问团到达杂谷脑。慰问团由李富春(总政治部副主任)、刘伯承(军委总参谋长)、林伯渠(中华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部长)、李维汉(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)等组成,任务是慰问红四方面军、传达两河口会议精神。他们受到了张国焘异常"热情"的接待:吃饭有人请,散步有人陪,谈话有人记,目的只有一个:限制他们与红四方面军干部接触。

7月5日夜,张国焘把中央慰问团负责人李富春请来住处。

"两军会合后,部队多了,摊子大了,当务之急是统一军事的组织问题,否则无法统一指挥作战,也没有把握攻下松潘、消灭胡宗南。"

"统一军事指挥的问题不是解决了吗?"李富春一时转不过弯来。

"解决了?"张国焘明知故问,"我怎么不知道。"

李富春说:"中央常委不是决定增补你为军委副主席,徐向前和陈昌浩同志为军委委员吗?"

"把三个人加进军委,就算是解决统一军事的组织问题了。这样未免太简单了!"张国焘冷笑道,"再说,军委是决策机构,在指挥机构里若没有红四方面军的同志,这样不好统一指挥。"

事关重大,李富春不敢吱声。

张国焘继续说:"红军总部应该调整一下,以便真正体现统一军事指挥组织。我建议,由徐向前任红军副总司令,陈昌浩为总政委。"

当时,红军总政委为周恩来。

李富春急不择言:"那周副主席呢?"

"可以设常委嘛。"张国焘有一整套方案,"中央军委设常委,周恩来、毛泽东等在军委常委专门谋划战略问题,不直接参与指挥。这样调整才能体现统一军事指挥,也有利于下一步的军事行动。"

李富春说:"我只不过是一个总政治部副主任……"

不等他说完,张国焘就插断了:"你是总政治部副主任,负责管组织,说话的分量不轻哟。"

李富春不敢表态,7月6日凌晨通过电报将此事及时通报给中央:

朱、周、王、毛:

张国焘来此见徐、陈,大家意见均以总指挥迅速行动,坚决打胡为急图,尤关心于统一组织问题,商说明白具体意见,则为建议充实总司令部,徐、陈参加总司令部工作,以徐为副总司令,陈为总政委。军委设常委,决定战略问题。我以此事重大,先望考虑。立复。

富春

七月六日一时

跟随中路军前进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接到电报,都感到一惊。

周恩来脱口而出:"这是自中国共产党创建以来,第一次有人伸手向中央要权。"

毛泽东忧心忡忡:"一定还会有后文的。"

川陕省委和陈昌浩相继"逼宫"

就在中央对张国焘索权要求置之不理的当口,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、少共中央局书记、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凯丰的一篇文章,让争论公开化。

凯丰原名何克全,江西萍乡人,1927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,长期领导青年运动和宣传工作。这是一个不信邪、敢碰硬、喜欢挑战强手的人。遵义会议上,博古、李德的军事路线遭到众口一词的批判,而凯丰却站出来为博古辩护,挖苦毛泽东说:"你懂什么马列主义,顶多是看《孙子兵法》《三国演义》打仗!"红一、红四方面军会师后,凯丰又把火力对准了张国焘,撰写了长文《列宁论联邦政府》,刊登在中共中央机关报《前进》上,主要内容是:列宁曾经反对"欧洲联邦",西北政府是违反列宁主义的;在已经成立中华苏维埃政府的情况下,有另立政府之嫌,而且颁布的各项政策与苏维埃路线相违背。

成立西北联邦政府是张国焘的主张。他借机生事,找到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,一连提出了6个问题:中央机关报发表凯丰这篇文章,用意是不是要展开西北联邦政府的辩论?这篇文章是不是根据中央的决定写的?如果是,为什么不等我到了抚边,让我有机会参加讨论之后,再行发表?又为什么我已经到了此地20小时,还不拿一份给我看?难道在中央机关报上可以随便批评一个政治局委员的政治主张吗?我已公开提到西北联邦政府这个问题,而其他同志并没有发表批评的意见,现在却在机关报上登载出来了。为什么要这样做?

张闻天提醒张国焘:"我们已经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,毛泽东同志是主席,你和项英同志是副主席,这你是知道的。如果又出现一个联邦政府,似乎有点说不过去。"

张国焘理直气壮地说:"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嘛。一方面军离开江西以后,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实际上已经不能行使职权。现在我们组织西北联邦,也是从实际需要出发嘛。"

张闻天表示:"现在一、四方面军急须一致行动,不宜讨论这些引起争执的问题。"

毛泽东听说这件事后,恼火地批评了凯丰:"也不看看是什么时候,还添乱?!"

毛泽东想息事宁人,张国焘继续将事件升级。7月8日,他召开中共西北特委第二次常委会议(又称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会议),再次以凯丰的文章为例,诉说中央对他的攻击和对红四方面军政策的批评,散布对中央的不满情绪。他以"红四方面军过去的领导和组织是否正确"为题,讲了四个问题:第一,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是正确的,没有原则上的错误,后来从川陕根据地撤出来,也是对的。第二,肃反路线也是正确的。第三,红四方面军党的领导和提拔工农干部的政策也是正确的。第四,特委对政权问题的了解是列宁主义的,成立西北联邦政府是正确的。

"现在有种倾向,一方面赞扬红四方面军作战英勇,一方面又批评红四方面军领导不正确。"张国焘作总结,"中央政治局应当反对这种别有用心的企图,打击这种贬低红四方面军的错误言行。"

他的话激起了部分干部的怒气,他们情绪激动地要求中央政治局召集会议,听取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的意见,统一认识。

就在这天,川陕省委致电中央,不仅直接批评凯丰的文章,而且要求开展"党内反倾向斗争",清查"红军中的反革命活动"。不等中央做出反应,第二天,川陕省委又发来关于《建议加强总司令部与军委增设常委》的电报:

党中央:

依据目前情况,省委有下列建议:为统一指挥,迅速行动,进攻敌人起见,必须加强总司令部。向前同志任副总司令,昌浩同志任总政委,恩来同志任参谋长。军委设主席一人,仍由朱德同志兼任,下设常委,决定军事策略问题。请中央政治局速决速行。并希立复。布礼。

这份电报开创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空前绝后的记录。省一级的党组织要求中央改组领导层,直接拟定具体人选,并且要求速决速行,立即答复。

中央政治局十分愤怒:"他们胆子太大了,竟然敢逼宫?"

宽容大度的朱德也诧异不已:"特立怎么搞的?也玩军阀这一套!"

中央采取冷处理的办法,没有回复这封电报。

这时,在三路北上的部队中,由红一方面军为主组成的左路军,进展最快,已经按计划占领芦花等地,而由红四方面军为主担任的中路军和右路军仍然进展缓慢。

7月10日,中央电促张国焘北上,提到"分路迅速北上原则,早经确定",不应一再延迟。对于张国焘反复提到的人事问题,电文只原则地提到"急盼兄及徐陈迅速集中指挥"。

张国焘不满足这种纸面上的敷衍,继续按兵不动。

又过了5天,中央仍然对川陕省委的两封电报不做答复。

到了第六天,陈昌浩突然给中革军委发出电报:

朱、张、周、徐:

阿坝应速取。浩甚望指挥统一,大振士气,提高军纪、党纪,坚决反右、肃反,争此大胜。一切可见代呈。惟浩只在中央及军委领导下坚决工作,但决不敢问,且无能另当大任也。如何?盼复。

中央仍然不做表态。

两天后,按捺不住的陈昌浩干脆直接致电中央,推荐张国焘任军委主席:

焘、向并转朱总:

……职坚决主张集中军事领导,不然无法顺利灭敌。职意仍请焘任军委主席,朱德任总前敌指挥,周副主席兼参谋长。中政局决大方针后,给军委独断决行。坚决提高纪律、士气,肃反、反右,发出总的政治文件指示,以便干部、战士明白形势任务及前途。对一、四方面军行动决议公布,统一全党全军意志。浩连日不得指示,现在决亲来面报。

陈昌浩要求面见中央领导人陈述意见,中央政治局再也不能置之不理。

张闻天接到一封笔迹潇洒的请柬:

闻天同志如晤:

你我天各一方,多年相违,每思同窗之谊,悬念殊深。前日匆匆一面,未及深谈。如能来我处一叙,则不胜欣幸之至。

此致

布礼!

陈昌浩即日

陈昌浩与张闻天均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,有同窗之谊。接到请柬后,张闻天判断:"这是要给我做工作哩!"

"好啊,你也可以做做他的工作嘛!"毛泽东说,"目前军情如火,还是打松潘重要。"

陈昌浩的前敌指挥部设在一栋藏族人的小楼里,二楼是他的住处。陈昌浩十分健谈,从带兵打仗谈到亲自坐飞机扔****,从鄂豫皖苏区谈到川陕苏区……

张闻天点头称赞:"确实成绩很大!四方面军的同志确实打出威风来了!"

陈昌浩说:"这些成绩的得来,是同国焘同志的领导分不开的。公正地说,国焘同志确实很有能力,很有魄力,是足以肩负大任的。然而,令人遗憾的是,不断听到一点闲言碎语,说什么张国焘是一个老机会主义者……"

张闻天委婉地解释道:"这样说,自然不好,可是国焘同志也是有缺点的。大家都清楚,在严重的历史关头,他往往是掌握得不大稳的。"

陈昌浩的脸色由晴转阴,尖锐地逼问:"什么地方不稳?"

张闻天和缓地说:"我说的不大稳,指的是在根本路线上,有时‘左'了,有时又偏右了。"他举出大革命时期,张国焘开始反对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,后来统一战线实现了,他又跑到陈独秀右的一边去了。

"这都是过去的事了!"陈昌浩年少气盛,打断张闻天的话说,"我觉得,看人应当看主流。国焘同志是拥护国际的,是忠实执行四中全会路线的。从实践结果看也是这样,他领导的部队发展到8万多人,这一点比别人并不差嘛!我可以大胆地说,即使让他担任军委主席,也并不过分!"

"这些问题还是留待以后再讨论吧!"张闻天勉强地笑着说,"国焘同志现在已经在指挥全军的岗位上了。我看英雄已经有了用武之地,还是研究一下早点打松潘吧!下面指战员早就急了……"

"我心里何尝不急!"陈昌浩的语气越来越硬,"我和徐总指挥都向国焘提过,国焘说打松潘没有问题,只要组织问题解决了,就立刻打!"

"还有什么组织问题要解决?"张闻天感到奇怪。

陈昌浩含混地说:"国焘同志早说了,他并不是为了个人的地位,是要整个的组织与现实的情况相适应!"

甜蜜的叙旧最后变成了政治谈判,张闻天心中不是滋味。回到住所,发现毛泽东在房间等候。

"怎么样,谈得如何?"毛泽东满怀期待地问道。

"不佳!"张闻天摇摇头,"有些人就是这样,只晓得追随个人,心目中没有党,没有真理。"

毛泽东底线的学问

"张国焘是个实力派,他有野心,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务,一、四方面军很难拧成一股绳。"毛泽东深思熟虑,选择妥协,但是让出哪个位置、退到哪一步是个难题。他找到张闻天,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。

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,这个职务由朱德担任着,他没有资格、也没有理由代替朱老总;只当军委副主席,他又不愿意与同为副主席的周恩来、王稼祥平起平坐。

张闻天一心只想到促成四方面军北上,说:"把我这个总书记的位子让给他好了。"

"不行!"毛泽东断然拒绝,"他要抓的是军权,你给他做总书记,他说不定还不满意,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,可又麻烦了。"

彭德怀后来高度评价毛泽东的谋略:"毛主席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,表现了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。如果当时让掉总书记,他以总书记名义召集会议,成立以后的伪中央,就成为合法的了。这是原则问题。"

经过反复权衡,毛泽东、张闻天建议把总政委的职务让给张国焘。这时周恩来突然病倒了,连续几天发高烧,不能进食,医生起初作为疟疾来治,后来发现他肝部肿大、皮肤黄染,确诊为肝炎,已变成阿米巴肝脓肿,不得不卧床休息。

毛泽东、张闻天来到周恩来住所,同他商量。周恩来丝毫不计较个人职位,同意让出总政委之职。

张国焘终于等来了期待已久的电话。

张闻天通知他:"中央考虑为加强对军队的统一领导和调配,决定调整军委领导成员,准备提议你任总政委,想征求你的意见。"

张国焘不假思索地表示同意:"现在是打仗,我就当总政委。"

两全其美的安排,张国焘满意,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接受。

事实证明,毛泽东让步的分寸,张国焘对于职位的选择,对后来他们的政治行为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。如果中央让出的职位是总书记,后来分道扬镳时,北上的一方面军就会被扣上反党、分裂党、不服从党的决定等罪名,南下的张国焘将占尽政治优势。

1935年7月18日,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,专门研究解决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。出席会议的有9人,其中张闻天、朱德、毛泽东、周恩来、博古、王稼祥、凯丰、邓发8人均随红一方面军行动,只有张国焘代表红四方面军。尽管人数上占绝对少数,但张国焘逼人的气势整个会场都能感受到。

张闻天首先发言:"军委设总司令,张国焘担任总政治委员,为军委的总负责人。军委下设小军委(军委常委),过去是四人,现在增为五人,陈昌浩同志参加进来,主要负责还是张国焘。周恩来调到中央常委工作,在国焘尚未熟悉前,恩来暂帮助之。这是军委的分工。关于总政治部,本是王稼祥任主任,因病实际是博古,现决定博古任主任,设副主任两个,富春和四方面军一个。昌浩、向前两同志仍任原职,扩大权力,前面的部队都由他们指挥。"

他的发言,实际代表中央的意见。发言的总格调是通过让权争取红一、红四方面军的步调一致。让权的幅度是很大的,红四方面军的三巨头都有相应安排:张国焘任总政委,主管军委;陈昌浩参加小军委,负责前敌指挥;徐向前虽任原职,但职权已由指挥四方面军扩大到指挥处在前线交战位置的所有军队。而且,总政治部也让出了一个副主任的名额。在军委和总政,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已处于优势或主动地位。

张闻天发言后,张国焘仍不满足,把眼光又盯住党中央领导机构,提出要提拔新干部,有的可到军委,还要向中央委员会增补成员。

毛泽东回答说:"提拔干部是需要的,但不需要这么多人集中到军委,下面需要人。目前必须抓紧战区的工作,迅速打击敌人。"

张国焘没有坚持。

张闻天最后做结论:"好,大家意见一致,现在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打好松潘战役。"

会议结束后,张国焘立即走马上任,就在当天发出了《任朱德仍兼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为总政委的通知》:

奉苏维埃中央政府命令:一、四方面军会合后,一切军队均由中国红军总司令、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。仍以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同志兼总司令,并任张国焘同志任总政治委员。特电全体知照。

三天内,张国焘急如星火地接连发出三个决定。

一个决定是《中央军委关于一、四方面军组织番号及干部任免的决定》,决定中说:"我一、四方面军会合后,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、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。各军组织番号及其首长均有变动,军委现决定:组织前敌总指挥部,即以四方面军首长徐向前兼总指挥,陈昌浩兼政委,叶剑英任参谋长。"张国焘把军委对于战役的具体指挥权授予徐向前、陈昌浩,这种配置符合当时的战场形势,因为四方面军力量占优,在随后的战役中他们将担负主攻任务。

另一个决定是《中央军委关于松潘战役布置的决定》,命令在松潘战役期间以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兼前敌指挥部,任命徐向前、陈昌浩为前敌指挥和政委,前方一切作战部队均归其统率指挥。

第三个决定是向红一方面军调剂部分兵力。两军会师后,徐向前、陈昌浩根据红一方面军干部多、战士少的状况,建议从一方面军派些干部到四方面军工作,从四方面军调几团兵力补充一方面军。起初,张国焘压住不办,到当上总政委后,他开始以统筹全局的心态落实这件事,从第四军抽调第三十二团(1100余人)、第三十军抽调第二七○团(1600余人)、第三十三军抽调第二九四团(1100余人)补充红一、红三军团。这三个整编团共3800余人,相当于增强了红一方面军四分之一的兵力。同时,中央从红一方面军抽调张宗逊、陈伯钧、李天佑、李聚奎等人,到红四方面军各军任参谋长。

短短三天,张国焘就接管了军委,重新调整了全军军事系统,别具一格地组织起从军委到前敌指挥部的梯级结构,将军委的具体指挥权转移到红四方面军总部。

这种威慑全军的魄力、敢于任事的意志、辗转腾挪的身法和雷厉风行的作风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
改组军委和统一前委后,军队行动的决定权和指挥权集中到了朱德、张国焘、徐向前、陈昌浩四个人手上。在张国焘看来,朱德为人谦逊,不擅争权;徐向前精通军事,对政治闻达不以为意,而且长期在自己的控制下使用;陈昌浩则是自己忠诚的追随者和拥护者。他感觉自己已经完全控制了军权。

(作者系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会员,湖北中共党史学会和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理事,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副巡视员)